关于赤壁之战的地理背景、兵员总数、交战时日和曹军失败原因的考证

沉默一天

一、“古战场赤壁在蒲圻的历史定论无可置疑”?
　　1991年，湖北省学术界曾就汉末曹操、孙权和刘备集团(还有刘表的余部)之间展开的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赤壁之战的具体遗址所在的问题，进行过一场被传媒称之为“新赤壁大战”的学术论争。这是由于当时有的同志曾经出版了两本书，他们提出了所谓赤壁之战战场在黄州而不是在蒲圻赤壁之说，并得到了北京和外地一些专家的支持，持这一观点的同志还通过某大学学报出了论文专辑，大力宣传所谓“文武赤壁乃一处，且喜坡翁伴周郎”之说。为此笔者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特建议蒲圻市成立了“古战场赤壁保护、开发、建设研究会”，与持黄州说者开展讨论。随之我们与京、沪和本省的一些史学家达成共识。学会编的《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也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在这本文集中，发表了拙撰《古战场赤壁在蒲圻不在黄州的历史定论，无可置疑——兼驳所谓周郎赤壁在汉阳、汉川、钟祥或武昌(指武汉市金口)诸说》、《史实昭然、何疑之有?——读〈光明日报〉报刊(赤壁之战辨)一文异议》以及《颠倒错乱，面目全非——论〈三国演义〉所写的赤壁古战场关系位置之误》等文。我批评了历来关于汉末赤壁遗址所在的种种误说，并指出：由于小说家的缺乏历史和地理沿革的知识，所以《三国演义》的许多内容难以信据。上海《社会科学报》1991年5月16日、《光明日报·文摘报》1991年6月9日，还报道了我提出的应把三国史和《三国演义》分开来研究之说；以及可以在蒲圻市建一“赤壁大战陈列馆”，而另在黄冈、鄂州间建一“赤壁大战文学馆”的建议。后来面积达2069平方米的蒲圻市的陈列馆也建成了，遗憾的是此馆却被负责设计的艺术家搞成了一个“历史与小说合璧型”，即真假不分的陈列馆。但是我们持蒲圻赤壁说者，几年以后，终于有了结果：1998年，蒲圻即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改称赤壁市了。?
　　
　　二、曹操东征之师实为40万众。?
　　对历史上的赤壁之战，人们都称之为“大战”，这是由于曹操自称东征之军有80万众之故。但不少史家都据周瑜分析，认为操众不过20余万人。他们却没有想到这是周瑜为了坚定孙权抗曹决心而大大缩小了的估计数字。按湖北学者卢弼早已注意到诸葛恪的说法：即曹操自中原南下时其兵力是30万人。而曹操收编的刘表的水步军亦有十万之众。可知曹操东征之总人数，当不少于40万人。?
　　
　　三、《三国演义》定赤壁火攻时间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深夜之说实不可信据。?
　　据《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正史明记十月初一是癸未日，而且当天发生了日食，可见此一纪载绝不会错。查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千五百年日历天象》一书，也定该年十月朔日是癸未，如果按干支表推算，则十一月二十日就不会是甲子日。因此《三国演义》所谓诸葛亮于十一月二十日夜“借”来东南风，黄盖因之于次晚在乌林放火的描写，均不足信。?
　　值得重视的是卢弼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定赤壁之战在十二月间之说，他还引了周瑜在战前对曹军的分析有“方今盛寒，马无藁草”之语为证，意思是说：当时长江流域的农民，靠柴草举炊，一到隆冬季节，原来储存的禾秆、芦苇，特别是稻草必所剩无几，人尚难以熟食，又怎能喂饱曹操成千上万的战马?卢弼由“盛寒”二字定此次决战时日在十二月，自属可信。?
　　
　　四、论黄盖乌林纵火的时间必在白昼而不会是在夜间。?
　　《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诸葛于是日祭风，至三更时分风起，周瑜即令黄盖使小卒驰书报曹操，“言今夜二更，但看船头上插青龙牙旗，即粮船也。”这岂不是说：火焚曹营之时是在二十一日夜间吗?小说续写：曹操得书后“大喜，届时与众将来水寨中大船上，观望黄盖船到……是时东风大作，……看看月上，忽一军指说：‘江南上一簇帆幔，驶风而来。’……报称：‘皆插青龙牙旗，内有大旗，上书‘先锋黄盖’名字”云云。试问在夜间又是有大风时，曹军能在北岸看清楚黄盖船上的青龙牙旗和旗上的几个字吗?再说，黄盖驰书与曹操约降时，又怎能明说是要在夜间偷偷进入曹寨呢?当然他只能是约在交锋之日，他趁身任先锋之便率舰只投降而已。也正是因为黄盖约降的时间在白天，所以曹操届时就和他的部属先到水寨等候。故《周瑜传》云：黄盖先已“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至期，曹公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裴注所引《江表传》写得更为具体：“黄盖取轻利舰十舫，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着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呼曰：‘降焉!’”用赤幔覆船，又建旌旗龙幡于舰上，这都是为了便于江北的曹军识别。如果是在夜间投降，那迎黄盖的曹军，怎能看清楚江南什么赤幔、龙幡呢??
　　
　　五、赤壁抗曹之战，是孙、刘(刘备、刘琦)联军共建的奇勋不能仅归功于周瑜一人。?
　　《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演义》从强烈地反曹、尊刘、贬孙的立场出发，蓄意把赤壁败曹的功绩主要归于诸葛亮一人，并且肆意丑化了周瑜和贬低了鲁肃，这当然是应该纠正的。但近年一些新建的“赤壁大战”的旅游景观，有的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刘备一方在此次战争中竟毫无作为。?
　　据《鲁肃传》裴注引《吴书》记关羽对鲁肃曰：“乌林之役，左将军(指刘备——引者)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耶?”这说明如果没有孙刘联盟，那孙权决无独立抗击曹操的勇气。且当时前线的吴兵，只有水军三万人，而刘备、刘琦的兵力却有两万人；还有关羽率领的数百艘战船参与战斗，岂能视为无足重轻??
　　
　　六、曹军在乌林遭致溃败的诸种因素。?
　　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之所以在乌林被彻底击溃的主要原因何在?很值得探索。按周瑜在战前已指出曹军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的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按此指中原而言——引者)所长；三是彼时正值“盛寒”，战马无草料，必然会成群饿毙；四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云云。而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南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之说。这就可见：曹操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以上都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曹军反而被处于劣势的孙、刘联军打败的原因。?
　　
　　七、不能忽视曹军在巴丘传染上疫病，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素。?
　　曹操此次自江陵东征孙权，本来是征求过谋士贾诩的意见的。《魏志·贾诩传》云：“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说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饷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则不以贾诩之言为然。他写道：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于后，“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孙、刘之所必争也。……何抚安之得行?”裴氏认为：曹操当时既新平江汉，威慑扬越：“资刘表水战之具，荆楚楫棹之利，实震荡之良会，郭定之大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他还指出：曹操“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凯风”系指东南风，易知。裴氏把曹军的传染病作为偶然导致曹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很有见地。?
　　那么曹军究竟患的是什么疫病呢?按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以为是血吸虫病。但我则认为当是流性脑膜炎；理由是这种病多流行于冬季，且一经爆发，传播即极其迅速，此病在当时是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据《武帝纪》云：“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乃引军还。”又《孙权传》云：“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郭嘉传》又谓：“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说明曹军可能是十二月初自江陵东下到巴丘时传染上疾疫的。部分军士染病后，曹操就把他们留下来，并留了一批船只在巴丘，而自己仍率大军东下。但到赤壁与孙、刘联军初战时就不利。于是曹操只好退军于北岸乌林，并下令连结船舰、准备再战。恰在此时得到黄盖降书，曹操即信之不疑，因而未作任何防范措施，以致黄盖得以率少数装满引火之物的快船，趁突然刮起的东南风，闯入曹操的水寨，四处放火。这样，曹操驻于乌林江滨的舰船就大都被烧毁，而岸上营寨也被付之一炬。?
　　
　　八、赤壁初战后曹操下令连接船舰，是导致其水军大都葬身火海的主因。?
　　当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曹军东下与孙刘水师相遇于赤壁时，初战就被联军打败，原因是曹军已染上疾疫，这就必然要动摇其军心；加上经过初次交锋，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经不起风浪颠簸的弱点已大大暴露，这时大概就有谋士向曹操建议：应尽快把小船都连锁起来，以利于发挥北军的优势。而恰好北岸曹军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很快就被驻守在江南岸的黄盖所望见(须知此时江水已大大低落，江面自然缩小，因而为使黄盖能够清晰地看到曹军这一新的举措)。这就诱发了他向周瑜献火攻之策。《周瑜传》云：“权遂遣瑜与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这说明黄盖的火攻计和诈降计是交互为用的。但《通俗演义》却写作是诸葛亮最早提出用火攻破曹之策，《三国演义》又杜撰诸葛亮的十六字诀：“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云云。诚然用火攻就需要有顺风与之配合。设想当时如果刮起的并不是东南风而是西北风，那黄盖放火，将只能使自己首先化成灰烬。无怪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这就是讥刺周郎是由于偶然遇到了顺风，才得以侥幸成功的。?
　　但杜牧忽略了黄盖的成功，还在于他用了诈降计这一手段。由于当时人们尚无预测气象的条件，黄盖献计时，也决不会料到届时会陡起东南风。他以为只要诈降得逞，就有了胜利的保证。而恰好黄盖的诈降书又写得入情入理，故而曹操信之不疑。这就便于黄盖的快船冲入曹营内部放火。然而黄盖用来放火的船只，据《通鉴》所述只有十艘，而曹军的“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如果曹军船舰不曾连锁起来，而是可以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即使黄盖诈降之计得逞，曹军也只是部分船只着火，而其他的船舰仍可以自行逃散，不致于全部被殃及。可见曹操此次的失败，是由于他忽略了连结船舰的不利一面所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谓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所以不免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这一精辟的分析，正好启发我们认识到在曹操身边向他建议连结船舰之策的谋士，对曹军此次的大败不能不负一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