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的若干问题辨正

沉默一天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以五万人的兵方击败曹操数十万大军，从而揭开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帷幕。有关赤壁之战的若干问题，史学界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早在五十年代，有的史学家就对赤壁是否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表示了怀疑，近年来，史学界又就此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是以尹韵公同志的《赤壁之战辨》1为发端，他从时间和军事的角度出发，认为赤壁之战不是大战，而是小战，是曹操所率的五千轻骑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孙、刘联军的遭遇战。这个观点的提出，引起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次探讨。我们认为，对赤壁之战的研究尽管有了新的争论和进展，但有若干问题尚可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谨提出一些刍荛之见，请史学界指正。


一、赤壁之战的时间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各）和《吴书·吴主传》中，都记载有赤壁之战和孙权攻合肥之事，但两处的记载互异。对此，孙盛认为：“按吴志，刘备先破公（曹操）军，然后（孙）权攻合肥，而此记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2孙盛的说法对后人影响甚大，《后汉书·孝献帝纪》就把赤壁之战的时间记为建安十三年的“冬十月”，翦伯赞同志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也记为十月。以十月作为赤壁之战的时间来考察问题，就难免得出曹操率领五千轻骑匆匆忙忙从江陵东下的结论。为了考证孙盛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将《武帝纪》和《吴主传》中的有关记载摘引于次：

　　《武帝纪》载：“十二月，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吴主传》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畏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时甘宁在夷陵，为仁党所围，用吕蒙计，留凌统以拒仁，以其半救宁，军以胜返。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误，憙）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若按孙盛所说，赤壁之战的时间当在孙权攻合肥之前，即“十二月”以前。然而仔细推上引两段记载，对张憙救合肥一事各持一说，究竟以谁为是呢？关于张憙救合肥一事，在《蒋济传》中记载颇详：“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喜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蒋）济乃密白刺史伪得喜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薄迎喜。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绕围走，城有得全。”将这段记载与《武帝纪》对照，我们可以知道，“孙权为备攻合肥是为了配合赤壁之战的战略行动，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曹操的兵力。曹操也果然派张憙率兵攻合肥，文是因为所领“汝南兵”又“颇复疾疫”，战斗力减弱，不能急赴合肥，致使孙权得以“攻城瑜月”。直到蒋济筹谋虚张声势之策，而孙权确信他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的时候，才撤围退走。很显然，孙权配合赤壁之战的战略行动决不会在赤壁之战以后，一定是在赤壁之战以前。众所周知，《三国志·魏书》是根据官修王沈《魏书》、私撰鱼豢“《魏略》而写成，因此，关于张憙救合肥的记载，应以《武帝纪》为是。

　　能否因为《吴主传》将孙权攻合肥的事记在赤壁之战之后，就断言赤壁战争在前，围攻合肥在后呢？细考《吴主传》，发现此一结论过于武断。前引《吴主传》中，从“渝、普为左右督”始，到“军以胜返”止，记叙的是赤壁之战从出征到凯旋的全过程，以下则记叙孙权攻合肥的经过。揣摩作者记事的手法，以这两件事紧密相关互相影响，而以赤壁之战为主，围攻合肥为辅，作者就依事件的主从关系来叙述，这是并列的叙事方法，记叙的先后并不意味着事件本身的先后。因此，孙盛以“吴志为是”的说法是错误的。

　　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南征刘表，九月入荆州，进军江陵。为了巩固后方，进一步扩张势力，曹操到江陵之后做了一系列存恤抚循、招降纳叛的工作。他“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3他派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4诸郡；他“加（刘）璋振威将军，兄（刘）瑁平寇将军”5，安抚益州的割据势力，以消弭东下江东时的西顾之忧。又有汝南王俊，早与曹操交谊，曾劝说刘表附翼曹操，为刘表所拒绝。王俊后来死于武陵，曹操“闻而哀伤”6，“及平荆州，自临江迎表，改葬于江陵，表为先贤也”。上述种种活动，是需要时间的。曹操这些活动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政治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北军善骑，一旦舍鞍马，仗舟楫，军事上的优势顿时削弱。为了新的战争形势，必须对军队进行新的编制和训练。曹操在给孙权的信中自夸“治水军八十万”7，说明他正在进行此项工作。这也是需要时间的。曹操不可能在长坂击败刘备，占领江陵之后，又紧接着乘船东下。他是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怎会把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一群陆上汉驱去与人多势众的弄潮儿敌对？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据《武帝纪》和《蒋济传》的记载，在孙权围攻合肥的时候，曹操已经从江陵出，进行征讨江东的战争了。这是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可见，赤壁之战的时间也一定在十二月。关于这个时间问题，周瑜曾说过：“又今盛寒，马无稿草”8。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赤壁之战的时间确实是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从时间上看，曹操占领江陵之后有整整两个月的停留，并未立刻从江陵乘船东下。因此，赤壁之战只是一次小规模遭遇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赤壁之战的地点


赤壁之战的地点，历来是争论较多的问题。最近，万绳楠同志在《“赤壁之战”应为乌林之战》9一文中指出：“乌林在蒲析县，赤壁山在武昌县”，“二者一上一下，并非隔江相对”，并且认为：“黄盖烧船应是上溯而非横断长江”，如果乌林与赤壁对岸，借东南风就不好解释了。

　　赤壁究竟在哪里呢？争论出自对《水经注》的理解。《水经注》说：“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百人山在什么地方，关系到对赤壁处所的确定。万绳楠同志确定赤壁山在武昌县，其根据就是百人山在武昌县。按《水经注》中的江左皆指江北而言。因此，百人山决不会在位于长江以南的武昌县。《水经注》介绍长江流经的重要地点时说，“江水右会湘水”之后，流经“江之右岸有城陵山”（今岳阳县城陵矶），“江水左经白螺山南”（今监利县白螺山），“又江水左经乌林南”（今洪湖乌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接着就介绍百人山、赤壁山，说明了这两座山是隔江相望的。赤壁山以下又介绍了军山、沌口等处（在今汉阳县）。考察《水经注》的记载，与今天的地理位置是一致的。百人山就是现今洪湖县乌林的黄蓬山，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唯有此山耸立，与南岸的赤壁山遥遥相望。

　　《周瑜传》载，孙、刘联军在赤壁与曹军泪遇，“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资治通鉴》载，周瑜率军“进，与曹操遇于赤壁”，“瑜等在南岸”。这两条记载说明，两军一南一北，正是“隔江相对”。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说，郦注据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于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10这条记载使后人对赤壁的地点产生了争论，有人即据此断定赤壁在武昌县。如果赤壁在武昌县，曹操有何必要在初战失利之后回棹西还，在长江中上溯一百六十里跑到乌林？如果赤壁在武昌县，黄盖所说“然观操军舰船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11又当作何解释？黄盖决不可能在一百六十里以外观察到曹军的船舰。赤壁之战肯定有一定长度的战线，但无论如何也不会长到一百六十里。我们认为，“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并不是指乌林与赤壁之间的距离而言，而是泛指乌林所辖的地理范围。赤壁本是山名，是小的地理概念，只是因为这里发生过著名的战争，后人遂把它与乌林并称了。《后汉书·孝献帝纪》有“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的记载，即为一例。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左迳上乌林南村，居地名也，又东迳下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处所也。”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乌林是一个比较大的地理范围。

　　由于乌林的地理范围较大，因而说乌林“与赤壁相对”，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曹军与孙、刘联军隔长江垂直相对。倘如此，则孙、刘联军无论有多大能耐，也不能在长江中游截住曹军。实际情况是，曹军在上游，孙、刘联军在下游，两军以赤壁为界线，正是所谓“一上一下”。由于赤壁山突兀江心，横断江流，造成了封锁长江之势，所以孙、刘联军据此扎营下寨，阻遏了曹军东下的水路。

　　从赤壁出发到曹营，既需要“上溯”又需要横江，黄盖的舰船完全可以借东南风势一边“上溯”一边横过江去。《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所说“中江举帆””一语，就明确地说明了黄盖是在横渡长江。长江中流水流湍急，如果只需要“上溯”而不横江，黄盖何必到“中江”去“举帆”？沿江岸借东南风悄然而上，岂不是更隐蔽更快捷？黄盖之所以到“中江中举帆”正说明他要过江到对岸的乌林。因为黄盖是从赤壁率水军出发往曹营诈降的，所以《水经注》说赤壁是“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处所”；因为曹军驻于乌林沿岸，与对岸的赤壁有一段距离，而曹操驻骅的大本营距离赤壁至少有几里之遥。黄盖由赤壁上溯，与曹军接触时举火，先烧着水军战船，后延及岸上陆营，曹操水陆两军一片混乱，不能抵御联军的进攻，战败逃离乌林，所以《水经注》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

　　《湖北通志》载宋人谢垒山云：“予自江夏沂洞庭，舟过蒲圻，见石岩有“赤壁”二字，其北岸曰乌林，……至今土人耕地得箭簇，长尺余，或得断枪折戟。其为周瑜破曹兵处无疑。”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属于赤壁之战的戈、矛、剑、戟、刀、簇、等铁制兵器已达千余件。除兵器外，赤壁还出土了三国时期东吴的钱币，乌林出土了三国时的铜马蹬和印有“建安八年”的砚台。从宋代迄今不断出土的实物资料，确凿地证明了蒲圻赤壁曾经是三国时期的战场。

赤壁之战既然事属无疑，为何在吕蒙、程普、甘宁等人的传中，皆记为“破曹公于乌林”呢？这其中的原因，其实不难详查。如前所论，乌林是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用之以指代这次战争，自然有其合理性。再者，曹军兵众势雄，屯驻于乌林，既有水寨也有陆营，形成了一条较长的战线。战争以水军在赤壁受挫开始，以陆军在乌林全面溃败而结束。所以，陈寿在吕蒙、程普、甘宁等人的传中记的是“破曹公于乌林”。然而他在《吴主传》和《周瑜传》中，记的却是周瑜与曹军“遇于赤壁”，在《黄盖传》和《周泰传》中，又都记的是“拒曹公于赤壁”。这说明，战争确实是从赤壁开始的。周瑜在赤壁初胜之后，与曹军有一个短暂的相持阶段，然后派黄盖从赤壁出击，最终击败曹军。这是周瑜以赤壁为据点，在赤壁揭开战幕的战争的全过程。这次战争，虽然对陈寿在不同的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我们认为，以其发端地的“赤壁”名之更为妥贴。

　　

三、赤壁之战的规模


赤壁之战是通常所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之一。这次战争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双方究竟动员了多少兵力？都是有争论的，因而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孙、刘联军的兵力，《周瑜传》载，曹操据荆州后，江东将士惶恐，内部有一番和战之争。周瑜主战，对孙权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周瑜提出只要精兵三万便可破曹，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会用兵，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知道孙权不可能动员更多的兵力。注引《江表传》中孙权的回答是：“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这两条记载说明，周瑜率往赤壁的兵力只有三万人。《诸葛亮传》中也说孙权“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先主传》注引《江表传》也载，周瑜率军上沂到樊口时，刘备往见，“问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很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显然，周瑜、程普率兵三万确定无疑。

　　刘备有多大兵力呢？《先生传》载，刘备退到当阳之时，因随行百姓甚众。行军速度极缓，逐“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至于关羽所率究系多少人众，没有明载。刘备在长坂被曹操追及，“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部伍尽行溃散。“先生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刘备麾下除刘琦部众万余人外，应该还有由关羽所率的本部，这在《诸葛亮传》中有记载。诸葛亮在游说孙权抗曹时说：“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由此可知，刘备所部有二万人。孙、刘联军的总兵力是五万人。

　　曹操究竟动员了多大的兵力，史料记载互相抵牾，确实颇难考查，因此争论亦多。这个问题是应该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曹操遗孙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古人行军作战，往往将所率部众以整数言之，目的在于显扬军威，震慑敌军。曹操所言“八十万众”，不会是确数，其中一定有夸饰的成分。但这夸张是以相当的实力作为基础的，决不会离事实过远。倘若曹操果真只率五千人由江陵东下，怎能号称“八十万”？况且，孙权、周瑜等人对曹操所能动员的兵力决不会茫无所知，曹操怎能任意夸张而不被窥破？《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载有周瑜对曹军兵力的估计：“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这番话是周瑜对孙权说的，目的是宽慰孙权，释其疑虑之心，使其能倾全力支持抗曹，难免将曹军的兵力有所隐瞒。然而就按周瑜所说计，曹操的总兵力已在二十五万左右了。

　　考查曹操的兵力，必须联系到刘表的兵力。据《刘表传》载，刘表初定荆州诸郡之时，已经有“带甲十余万”。到建安十三年时，刘表的军队已有较大的扩充，《周瑜传》载，刘琮降曹之后，曹操得到“船步兵数十万”。既言“数十万”，则至少也当在二十万左右。要击败这样一支军队，曹操必须动员更为庞大的兵力，因为此次南征的目的，并不止于夺取荆州，他意欲挥得胜之师一举平定江南。要平定江南，必须占据荆州，只有集中优势的兵力才能稳操胜券。因此，曹操的兵力一定在二十万人以上。倘若真如周瑜所说，曹军只有“十五六万”，是很难战胜刘表军队的。即使战胜，也很难把数量众多的刘表水陆军并入自己的编制。正因为曹操有数量大过于刘表的军队，又恰逢刘表卒的大好时机，所以才迅速地使“刘琮束手”；也正因为曹操军力庞大，才能把荆州降兵裹胁在自己的大军中而没有哗溃或倒戈之虞。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曹操的军队加上荆州的降兵，总数当在四十万左右。以四十万左右的军队而言“八十万众”庶几可信。除新野、襄阳、当阳、江陵等地的守军外，曹操所率东下的水陆军当在三十万左右，至少也应如周瑜所言，当在二十五万左右。因此，赤壁之战确实是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也确实是孙、刘联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