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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览上下五千年，自吕政一统，凡中原大乱，南北分治必是常态。三家角逐，泰半昙花一现，若赵、晋之与成汉；明、清之与大顺。盖因实力不均，虽得一时僵持，终究瓦解。惟有东西二魏与南朝之鼎立可谓势均力敌，垂为范本。然汉末的三家分治无疑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怪异现象。论实力，料天下之民，吴蜀不能居半；论军事，单单淮南之叛，魏国出动之兵力即足以使吴蜀瞠乎后矣。在如此战略条件下，僵局居然能维持半个世纪，无疑是一奇，而探究这一不平衡对峙局面的形成，则必须追溯到东吴君臣的一堂晤对。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自汉中败退，三家分立的局面大致底定。秋八月，襄樊陆沉，七军覆没，关羽兵锋所向，荆北土崩瓦解，中原从曹魏的后花园演变为最前线。曹操为局势所迫，不得不从关中赶来救火，虽解樊城之围，然关羽据住汉水，遂成僵局。曹操既被关羽拖住手脚，对虎视雍凉的刘氏蜀中主力自然鞭长莫及，若有三长两短，后世周、齐、陈的经典鼎立无疑将提前上演。①然蛰居江东的孙仲谋显然对此不感冒，遂有白衣渡江之事。于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相继上演，待尘埃落定，睁眼一看，大势已定，吴蜀的命运亦已上了生死簿，余下的无非是一二才智之士强与命争，知不可为而为之而已。
就某种意义而言，东吴君臣的一个决策已然注定了中国此后半个世纪的大势走向，但由于“良史”陈寿一时的名不副实，后人不得不对这一重大历史记录重新推敲。
《三国志·吕蒙传》载：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馀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隽、刘阳、汉昌、州陵。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
按：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已平河北，羽自诸葛亮入川后独镇荆州，前后相去四年，何谓新定？②赤壁战后，孙仲谋欲趁火打劫，兵进合肥，曹操亲率大军来敌；逍遥津之战，更引来曹操的大举报复，如是者三，谓操未暇东顾，岂非荒谬？且江东北进，一败于匡琦，二败于合肥，损兵折将，丧师辱国。张文远、陈元龙之辈，往自必克？居巢二十六军之众，闻不足言？③逍遥津一役，吕子明本人即忝为狼奔豕突的江东众卿家之列，如此放话，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若孙仲谋若以此言为当，莫非好了伤疤忘了痛？若以此言为当，何以屡攻合肥而不止？莫非虚心接受，屡教不改？
故知，《三国志》此段记载，时间上大有问题。
建安二十四年，大致与关羽水淹七军同时，孙权再次进攻合肥，闹得很凶，甚至连夏侯惇、张辽的二十六军都不够用，以至于诸州驻戍。④倘若孙仲谋是做戏给关羽看，未免戏码做过了点。可见，此时的吕子明大致尚未向孙仲谋剖陈北进西征之利，舍徐取荆亦未成为江东内定国策。
俄而关羽大破曹军，中原一片沸腾，曹魏的统治中心邺城亦闹出政治动乱。曹孟德穷于应付，甚至打起了迁都的主意。孙仲谋震慑于关羽的空前胜利，遂盘算做起两头买卖，一份效忠信投石问路。曹操正在焦头烂额，自然如沐甘霖，一拍即合。两家既签密约，张辽、夏侯惇等皆被调回，甚至连诸州戍军及一部青州兵亦被遣往中原战场，防备东吴的兵力几被抽调一空，甚至合肥成了一座空城。⑤如此景象，吕子明称之为“守不待言，往征必克”，恐非虚话。
孙仲谋的政治操守路人皆知。与刘备结亲，末了绑票阿斗；与曹操结亲，末了殴打亲家。即便此番与曹操结盟，见襄阳空虚，亦顺手捞了。⑥关羽再怎么张狂，好歹也是十年风雨同舟的盟友，孙仲谋既能眼皮不眨得出卖，既然十年来最佳的北进良机就在眼前，试问他又会对“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曹操讲什么廉耻么？既然孙某人能打着盟军的招牌，顺手捞了襄阳，现下比襄阳香美十倍的肥肉挂在鼻子上，此公会不食指大动么？
故孙仲谋在此时与吕蒙商议取徐、取荆之短长，合情合理。
以孙权攻合肥之时间表为经，以曹魏徐豫守备之虚实为纬，大致可以确定，吕蒙舍徐取荆之决策，定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十月，孙权称藩，张辽诸军西调之后，闰十月孙权西征之前。⑦
多余的话：
舍开孙权取荆州在战略上的得失不论，其蓝本却是一份蹩脚的战略谋划：袭取荆州，本已与西蜀结下深仇，吕子明却更要占据白帝。白帝者，蜀中之门户，无白帝即无蜀。东吴占据白帝这一行动，必然注定其与西蜀的和解进程走进死胡同，使祁山之兵转而东下。得罪净了刘备，吕蒙还不过瘾，更要夺取襄阳。襄阳者，曹魏“国之巨防”，中原屏障，其重要不亚于白帝之于蜀中。曹魏虽因遭关羽重创，一时无力保守襄樊，但不代表其能容忍东吴占据。果不其然，东吴在曹魏焚弃二城后一旦进驻，立即遭到强力反击，由此结下梁子，成为日后曹丕南征的导火线。⑧吕蒙收拾了旧盟友，又向新盟友要害狠踹一脚，置江东于众矢之的，若是打算穷兵黩武，逞宋桀之威，倒也算条汉子，然其盘算居然是为了“何忧于操”——为了防御！
可见，吕蒙的课题仅仅订立在如何夺取荆州，如何保卫荆州而已，毫无长远的通盘考虑。吕蒙诚为方面将才，然作为军队统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无疑不称职。吴蜀国运，不决于鲁肃、诸葛亮这样的战略家，而是由一份堪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对策文件最终底定，诚为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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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请参见拙作《千秋遗恨隆中对》
②《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二年）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乌丸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师。
《三国志·诸葛亮传》：（建安十七年）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
③《三国志·夏侯惇传》：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
④《三国志·温恢传》：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兗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於是有樊城之事。
⑤《三国志·夏侯惇传》：二十四年，太祖军于摩陂，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
《三国志·张辽传》：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
《三国志·温恢传》：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谓兗州刺史裴潜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潜等缓之。恢密语潜曰：“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素知王意，后召前至，卿受其责矣！”潜受其言，置辎重，更为轻装速发，果被促令。辽等寻各见召，如恢所策。
《魏略》：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
《魏略》：（孙权）曰：“先王（曹操）以权推诚已验，军当引还，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权长驱不复后顾。”
⑥《魏略》：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讬董桃传先帝令，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
⑦《三国志·武帝纪》：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
《三国志·张辽传》：关羽围曹仁於樊，会权称籓，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
⑧《晋书·宣帝纪》：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
《三国志·曹仁传》：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於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
《魏略》：魏三公奏曰：“臣闻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国有家之所慎也。昔汉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国之王，臣节未尽，以萧、张之谋不备录之，至使六王前后反叛，已而伐之，戎车不辍。又文、景守成，忘战戢役，骄纵吴、楚，养虺成蛇，既为社稷大忧，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吴王孙权，幼竖小子，无尺寸之功，遭遇兵乱，因父兄之绪，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长含鸱枭反逆之性，背弃天施，罪恶积大。复与关羽更相觇伺，逐利见便，挟为卑辞。先帝知权奸以求用，时以于禁败於水灾，等当讨羽，因以委权。先帝委裘下席，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讬董桃传先帝令，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逐，乃更折节。邪辟之态，巧言如流，虽重驿累使，发遣禁等，内包隗嚣顾望之奸，外欲缓诛，支仰蜀贼……” | 
发表于 2008-5-18 11:5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