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戊戌年。狗年说狗,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人类在数万年前就和狗相伴,中国作为狗最早的驯养之地,留下了无数关于狗的诗词歌赋、神话传说:有二郎神麾下对战孙悟空、能伤九头虫的神犬啸天;有苏轼笔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的帅气大黄;有引世人竞相追寻的世外桃源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村头阿汪。
在我国的诸多文物中,也有很多狗的形象和狗的传说。早在农耕和畜牧起源的中国原始社会,考古材料里就出现了狗的身影。
中原地区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华北平原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江浙地区的河姆渡遗址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狗的骨骼。它们有的分散零落还有啃食的痕迹,说明生前应为人所食用,有的以完整的骨骼出现在祭祀场所或灰坑中,昭示着其可能扮演着祭祀牺牲等特殊角色。
一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狗形陶鬶(guī)极具特点。它出土于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遗址,造型生动形象逼真,一眼看去正如一条正在仰头长吠的猎狗。拉长的头部和细长的嘴显示了它作为猎犬的身份,流畅的身体线条让人不禁联想到晋代傅玄《走狗赋》中“盖轻迅者莫如鹰,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禀性,兼二俊之劲武”的描述。有趣的是,这件器物的造型正与同样产自山东的知名猎犬山东细犬形象相似。
鬶在我国古代器物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这件狗形陶鬶本身是一件模拟动物形象制成的“拟形陶器”,同时作为一件墓葬中出土的陪葬品,它的身上也具备了礼器的特性。
《礼记·礼器》有云:“礼器,是故大备……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飨德。”这种“物无不怀仁”的思想是古代造物的一种制度,要求造物活动要承载当时的礼制,体现了华夏先民对于“道”与“器”即“神”与“形”关系的理解和思考。从这个层面来说,这件器物即可证明这一时期的狗对于人类的意义已不仅仅是某种动物,而更多承载了当时人类的某种自然观念:从追逐自然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们的先祖通过驯养狼、野猪等野性的生灵,逐渐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进而走上了食物链的顶端。
新石器时代是陶器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陶瓷设计艺术起源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富有特点的仿生陶器。以狗为主体,不同地域的陶器塑造表现出的狗的形象和感觉也相去甚远。比如出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成群结队的陶狗,它们有的以大狗背小狗的形象出现,有的侧身而卧一副午后打盹的慵懒模样,那微微上翘的脑袋和尖尖的耳朵,不就是活脱脱田间地头最常见的“大黄狗”吗?能养如此之多形态各异、安然闲适的狗,就证明了当时此地的生活是如何的稳定富足。
而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四坝文化三狗纽盖彩陶方鼎器盖上的三只狗却完全体现出了不同的气势。它们四肢直立,昂头翘尾,姿态生动而逼真,显示出一种进攻和拱卫的姿态。这或许与当地的民风相关,三只狗傲然的姿态不由让人联想,它们的主人又是何等风采?
汉代,狗的品种已经形成。《尔雅》中记载:“狗长喙猃,短喙猲。猗绝有力,狣尨狗也。”据东汉许慎《说文》解释,多毛者曰尨,长喙者曰猃,短喙者曰猲,犗(意为去势)犬曰猗,高四尺曰獒。犬种的增多反映了养犬业的发展。
当时社会上至皇帝王侯下至平民农户普遍喜狗、养狗,所以在《汉书》等史籍中常见以“鸡鸣狗吠之声”描绘一地的社会稳定。在“事死如事生”的思想指导下,汉代诞生了一大批写实的随葬陶器艺术形象。常见的有陶粮仓、陶水井、陶楼、人形及各种动物造型的陶俑。它们象征着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寄托了生者希望逝去的故人依旧能够享受生前一切的愿景。在各种各样随葬的动物造型陶俑中,狗是最常见的动物之一。如河南偃师东汉墓、河北阳原东汉墓及河北沙河汉墓、陕西西安汉墓等多处都有陶狗出土,这也是汉时民间养狗成风的实证。
出土于天府之国四川的汉代庖厨俑的案头摆放着一只“食狗”。作为原始部落的主要食物之一,狗最初是作肉用的。《礼记·曲礼》有云“凡祭宗庙之礼……鸡曰翰音,犬曰羹献。”据《周礼·天官》记载,当时狗肉已是美味的“六膳”(牛、羊、豕、犬、雁、鱼)之一。
用于田猎的狗称“猎犬”,古称“田犬”,它们“长嚎细身,毛短脚高,尾卷无毛,使之登高履险甚捷,胎三月而生,其性比他犬尤烈,豺见之而跑,兔见之而藏。”它们是皇宫贵族的宠儿,也是狩猎林间必不可少的帮手。
新疆尼勒克县发现的单人行猎岩画中,一猎人在射鹿,而三只狗穷追不舍;云南地区古滇国青铜带扣上,八人猎虎归来脚下紧跟一狗,这些情景都生动地表现了猎狗在狩猎活动中的突出作用。
除了“食狗”和“田狗”,看家护院的“吠犬”其实在古代是最深入寻常百姓家的。古诗云“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仿佛每个农家的院落中、栅栏内都卧着这样一只“守御宅舍”的“门犬”。江苏大墩子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有一件陶制房屋模型,四壁和屋顶都刻有狗的形象,俨然家户的守护神。狗以其或忠诚勇猛或憨态可掬的形象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今日,狗的形象依旧出现在剪纸、雕版印刷、印章石刻、吹糖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以独特的方式陪伴着我们。
狗作为六畜之一,位列于十二生肖之中。十二生肖又称十二属相。《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对十二生肖的定义为:十二种用作纪年标志的动物,与纪年的十二地支相配属,多用以记录人的生年。在中国古代常把这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结合用以纪年,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今年就是戊戌狗年。
由驻华耶稣会教士郎世宁设计的海晏堂大水法(即喷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十二兽首铜像所在的喷泉池,正中是一个高约两米的蛤蜊石雕,池两旁呈八字形各排出6个石座,十二生肖便各坐其上。十二兽首铜像均为人身兽首,身躯为人身着袍造型。右手边第一个生肖就是狗的形象。原本,郎世宁是要建造具有西方特色的裸体女性雕塑,可乾隆皇帝觉得这样有悖中国伦理道德,勒令重新设计。于是郎世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兽头人身的十二生肖代表一天的二十四小时,取代了西方喷泉设计中常用的人体雕塑。它们按十二生肖顺序排列,每隔一个时辰(今天的两小时),代表该时辰的兽首口中就会喷水。也就是说,戌时(19:00—21:00),水就会从狗的口部呈抛物线状注入池中。这样的设计可以说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是东西方美学的一次浪漫碰撞,蔚为奇观。
十二生肖作为生者祈求平安、寓意永生的良好祝愿,也常出现在墓葬的随葬品中。自南北朝开始至宋末,墓葬中随葬十二生肖俑的形象从坐姿到站姿不断发生变化。
唐宋时期上至帝王下至庶民均可随葬十二生肖俑,但有着严格的丧葬制度,不同等级身份的墓主人所随葬的十二生肖俑往往有严格的尺寸、大小等规格的限定。《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记载:“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一十二元辰,本相,长三尺,合三才……大夫以下至庶人墓中的明器……十二元辰,长一尺二寸。”十二生肖俑作为随葬品最常见的作用是用来辟邪、保护墓主人安宁的,一般成套出现。有些墓葬也会出土单个的生肖俑,应该是代表了墓主人的属相。
在我国古人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直与自然保持着相依相生、生生不息的关系。这种关系典型的表现就是以各种动物形象为代表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十二生肖。除了十二生肖俑,在唐宋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铜镜、葬具等随葬品里,我们也经常可以发现刻于或绘于其上的十二生肖图像。
十二生肖自其起源之时始便与古代的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学说、原始宗教等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伴随着几千年文明的发展史,它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并且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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